如何实现高质量就业？中长期面临四大挑战

伴随经济活动回归正常，2023年中国就业市场有望迎来复苏，短期就业压力将有所消减。但业内专家指出，中长期挑战更需要关注。

2019-202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1500万，失业人口数（经济活动人口-就业人员）却处于3300-3600万之间的历史高位，城镇调查失业率绝大多数月份位于5%以上。降低失业率中枢不容忽视。

2023年招聘市场将明显复苏

“就业和经济形势是联系在一起的”，12月23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2022中国年度最佳雇主颁奖盛典暨中国人力资本国际管理论坛上指出，“经济形势是保证就业的第一位重要因素。”

2023年，我国经济将迎来复苏。一方面，“新十条”实施后各地区各领域防控措施不断放松，各地感染人数在陆续过峰，另一方面，各地也在加码稳增长、稳就业的措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财政货币等宏观政策也会进一步发力。

以度过第一波感染高峰期的北京为例，北京地区商超、餐饮、影剧院的人流量已经有明显恢复。北京地铁客运量显著增长，12月19-23日工作日平均客运量是12月12-16日的1.63倍，12月24日周六是上一个周六12月17日的1.83倍。

11月23-12月22日，22家市场机构发布的对2023年中国GDP增长速度的预测值都高于2022年。其中10家是在“新十条”之后公布的预测值，预测均值为5.23%，最大值为6.2%、最小值为4.7%。目前，23家机构对2022年GDP增长预测均值为3.08%。

伴随经济回暖，“2023年春节以后招聘市场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复苏”，智联招聘董事长、CEO 郭盛表示，“这在其他经济体也有迹可循。”他举例说，在疫情缓解之后，美国的劳动力陷入了比较巨大的短缺，各行各业招人都比较难，虽然美国一些高科技企业在裁员，但实际上裁员的量和缺人的量是不成比例的，裁员的量相对较少，缺人的量则是巨大的；香港在疫情之后，因为生活服务业、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也有非常巨大的用人需求反弹。

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与疫情之间也有类似变动关系，2020年2月、2022年4月在疫情影响下失业率均显著走高，随着疫情缓减，失业率都有明显的回落趋势。

“明年春节之后，我觉得就是一个抢人才的时候”，郭盛认为，餐饮、娱乐、酒店、旅游等生活服务业短期恢复比较快，“新十条”的出台对这些行业应该都是利好。此外，整个经济迅速复苏，新经济、高科技企业也会有一个比较快的复苏趋势。

对于2022年就业存在较大困难的群体，也将在2023年“触底反弹”，郭盛指出，他们的就业机会非常好，将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向上趋势。

不过，“高校毕业生也可能有一个二元极化的现象”，郭盛表示，理工科学生特别是985、 211的学生总体来说会更好，因为高科技、数字化、新经济，包括材料等行业发展都非常快，非常需要年轻人的投入，而这些行业的人才储备是不够的。文科学生则相对处在弱势，虽然也会有好的工作机会，但总体来看不会比理科生更好，对此，郭盛建议，加强社会实践，为进入社会做好准备。

长期挑战更值得关注

“从短期看，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让就业市场产生波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在中国人力资本国际管理论坛上表示，“但从中长期来看，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所带来的挑战更值得关注。”

中长期来看，曾湘泉认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过程面临四大挑战。

一是人口及劳动供给变化。这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等就业问题，还会造成养老支付压力上升。

截至2021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为88222万人，与2013年相比，减少了3732万人。由此推动我国就业人口在2014年见顶回落、经济活动人口在2015年见顶回落。

二是新经济、新业态和新就业。目前我国新就业主要集中于“轮子经济”和数字文化产业——快递、外卖、出行在内的“轮子经济”吸纳了大批劳动力，游戏、电竞、直播、文学等数字文化产业则突破了空间和时间限制——新就业灵活自由、自主性强，也摆脱了雇佣关系的束缚，但灵活就业的社保参保比例较低，保障力度仍待提高。

三是就业结构。根据智联招聘2022年第三季度分职业就业形式来看，招聘需求和求职投递间存在错配，就业结构仍有待调整。特别是农民工和大学生两大群体内部——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公布的数据，接受过农业或非农职业技术培训的仅占32.9%，存在比较严重的数量短缺和结构性失衡问题；与此同时，我国大学生数量规模较大、就业率较高，但就业质量仍有待提升。

四是不确定因素。近年来，受环保治理、社保征缴、双减政策等影响，环保能源、教培等行业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而受新冠疫情冲击，供应链、住宿、餐饮、旅游等行业就业受到较大影响。

曾湘泉认为，在不确定环境下，需要多措并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他建议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提升人力资本投资效率、提升人力资本利用效率、重视软技能培养。

以人力资本投资为抓手

人力资本投资或可作为突破口，同时兼顾短期和长期挑战。

曾湘泉认为，应该同时重视正规教育、学前教育、在职教育等增加人力资本的活动。

“教育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姚洋指出，“过去，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通过创办企业，成为中产阶级。而现在，随着经济从粗放式发展转变为创新性发展，很难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企业家都从资本家变成了‘知本家’。”

在姚洋看来，“共同富裕”与就业高度相关。“共同富裕”需要提高每个人的收入能力，需要让每个人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从本质上看，需要提升人们的教育水平。

姚洋指出，当下，我国的教育资源分配存在不均衡的特点，尤其是农村学校的师资力量较为薄弱。他建议，促进教育资源分配更均衡，让农村的孩子也能获得较好的教育。数据显示，75%的职高学生都是来自农村地区，一些有才能的年轻人没有充分展示能力。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在上述论坛上提出人力资源公式，即“人力资源=人口总量×人口素质”。人口素质与平均健康水平相关，也与人均受教育水平相关。

要完成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跃迁，李稻葵表示，应当提高受教育水平，不能只重视幼儿教育、基础教育，要培养国民热爱学习、终身学习的习惯。年轻人进入职场后，还可以回到社会教育机构学习，掌握编程、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知识技能。成人教育可以适当产业化，按照市场竞争法则提供从业人员所需的教育。

李稻葵认为，还应该完善公共健康服务，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注重养生、平衡心态保持良好的公共健康意识。

“强化信息流动，提升人力资本利用效率也非常重要”，曾湘泉表示，“要完善信息平台建设，包括职位空缺信息发布，对职业分类、职业展望进行分析和预测，发布就业质量指标，实施长期无就业青年研究和分析等。” 李稻葵也认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极其重要，让有意向和能力的劳动者与雇主实现最佳匹配，对企业、社会、家庭和个人都有益处。

“人力资源总量还有巨大的上升潜力” ，李稻葵表示，“如果将人力资源换算成人口，假如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不变，到2050年，我国人口约为14亿多人；如果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不断提高，那么到2050年，我国‘人口’有望达到16.44亿。根据人力资源的发展逻辑，我国在人口见顶趋势下仍将保持较快增长速度。”